机器人产业热 在政府推动之外，制造企业对于“机器换人”的迫切需求，推动了浙江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目前，国内主流的机器人公司已先后落户杭州，其中包括浙江国自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杭州中科新松光电有限公司、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杭州凯尔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石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杭州科爵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等。 这些公司里面部分负责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圴表示，机器人产业在浙江乃至全国才刚刚起步。 2010 年底落地杭州的杭州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其沈阳总公司做机械制造应用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大概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机器人市场逐渐起来，我们在华东地区布局，目前大概占这一片市场份额有一半左右。” 杭州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正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 杭州是新松公司主要的一个生产基地，由于进入市场较早，新松机器人目前在国内市场推广顺利，未来考虑往武汉、宁波等地扩展。 杭州科爵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正是在这股热潮中，于2011年8月底成立的本土企业。作为国内最早研发自动焊锡机器人的企业之一，科爵完全自筹资金，其主打产品为桌面型自动焊锡机器人。 科爵公司总经理姚建立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这类机器人早在1969年，就有日本企业率先发明，如今科爵的产品已出口到了日本，博世、三星、松下、三花、奇瑞等知名企业已经是他们的客户。 科爵目前主推的第三代产品，7英寸彩色LCD全触摸控制屏，“工人只要培训15分钟就可以学会操作。”姚建立说，传统的人工焊锡，一个锡台需要一名熟练的焊锡工，而使用他们的机器人，每人可操作2-5台设备，且效率可以提高5倍。 2013年，科爵产品销量比2012年增长了400%，2014年预计同比将增长200%。发展如此迅速，姚建立归功于产品的价格优势。 杭州市经信委一项针对杭州120家工业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4%的企业把目光投向了“机器换人”。 跨国公司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其机器人事业部副经理张振惠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公司在汽车零配件市场占有率约5%-10%，太阳能中某一块领域占有率达97%以上，激光切割能达到30%-50%，喷涂约3%-5%。 尽管2008年才进入中国市场，史陶比尔这几年的发展势头依旧不错，每年销量达到60%-70%的增长。 作为一家老牌的跨国公司，史陶比尔目前的研发和产品生产主要还是在欧洲，国内市场也才刚起步，“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比如食品搬运的机器人，在欧洲市场可以接受30万/台的标准，但是中国市场可能只能接受10万多/台的价格。”张振惠说。 他指出：“中国这块市场蛋糕还是挺大的。未来10-20年经济肯定往亚太这边转移的，我们未来几年也会考虑本地生产，甚至设计适合针对中国市场的新型号机器人。” 技术与市场的矛盾 但是“机器换人”成本代价相当高。据悉，浙江省制造企业所用的自动化设备，90%以上来自国外，不仅价格高昂，还需要二次改装和调试。 在采访中了解到，“机器换人”的难处主要包括机器人生产和应用两大块，具体问题无外乎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 国产机器人公司首要面临的是技术问题，尤其是机器人关节中必需的减速器，“目前基本全部从国外进口。”张振惠说，机器人是一个产业链，要有前端的马达、伺服，核心的减速器，后端还要跟上。 “减速器其实很简单，就是材料、热处理、精加工，但是国内基础工业不过关，就很难得到一个关键的机件，必须要通过进口，就会对整体的成本、周期等产生很大制约。”李正刚说。 他们一致表示，国产机器人如果有一天能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的话，机器人的价格会大幅下降，而这些方面的技术缺陷将导致产业化问题，“主要是生产批量、工艺等，产品的稳定性不够。” 即使生产出了高质量的机器人，后期的应用依旧令企业“头疼”，“如果新产品找不到下游做集成的合作伙伴，或者找不到解决方案，机器人推出去还是没有用的。”张振惠说。 所谓的集成主要包括软件、硬件、工艺等，比如切割，切割的角度、速度、光都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积累经验，并不是每一家自动化企业都有能力做。 此外，“对史陶比尔来说，价格高昂造成市场扩展难，想象中，高端的用一家企业，低端的用另一家企业，但实际上客户都是有感情的，还是希望一直用同一个产品。”张振惠指出，机器人这个行业并非短期能做到，需要长时间不断地积累。 对应用企业而言，资金是个大问题。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一些硬件上的投入达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而成本回收可能需要3~5年。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则提出，机器换人的成本挑战中有一对非常突出的矛盾，即低端行业的高端机器人应用，比如卫浴五金(打磨抛光)。 他指出，这个行业的客户群特点是生产方式非常落后、行业领域非常广、市场空间非常大，而对价格极其敏感。 但现实是这方面的机器人复杂程度远大于焊接等机械人，“它要求机器人本体防水、防尘、防爆，对控制的要求包括力控制、离线编程等，而工艺上则要求曲面规划、打磨等，非常复杂，导致成本也极高。” 另外，高端的技术，必然对一线员工提出更高要求。受访企业均表示，大量中小企业本身缺少技术部门及人员，难以自主开发新工艺、新设备。 人才困境，几乎无一企业避免。 近两三年开始，浙江国产机器人厂家大量兴起，政府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导致大家都蜂拥而上，容易形成不理性市场行为。”不少受访企业一致表示。 “这就要求产业升级要和机器换人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产业升级，单谈机器换人，和原来的情况也差不了多少。”李正刚指出，浙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起主要作用，产业结构相对弱于江苏，先进的制造业的推广也相对会困难。 他在实际业务中遇到有些企业要求须两年收回成本，“因为他们对这个市场信心不足，对于两年之后怎么样，觉得不好说。” 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副主任朱世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浙江的企业，生产的产品门类多，反过来对机器设备的要求很高，可能比那些大型的社会化工业生产的要求要高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机器人的推动作用会更大。 产业转型相结合 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报告中，中国机器人的占有量已经是国际第一，在未来3-5年中国机器人用量会遥遥领先，从人均来看，中国2013年每万人拥有28台机器人，2012年是23台/万人，2012年韩国已经达到每万人396台，可见中国与此差距颇大。 然而，实际运作过程中，“机器换人”尚有更多顾虑。比如，社会一个普遍的担忧是，是否导致大量劳动力的失业。 朱世强指出，“机器换人”来源于企业本身的需求，是立足于产业提升、产业转型这样的出发点，“并不是说一个企业人招得到，就不需要机器换人了。” 张振惠表示，有些领域，“机器换人”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做更多创新性的内容。 眼下，工业4.0已成为社会热点。但不代表实现了“机器换人”就进入了工业4.0，一味赶时髦恐怕不仅没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反而面临被洗牌的风险。 而且，“机器换人”是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但不是全部，不能忽视在创新层面上通过提升技术含量水平的转型。更何况，目前机器人产业尚未形成规模。 凌云指出，浙江省推动机器换人的措施主要包括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企业层面主要是深化认识，提高企业家的自觉性，寻找机器换人切入口，主动对接，解决信息不对称难点，建立机制，推进机器换人长期性。 针对上述提及的不少越是低端的企业，它对于机器换人的要求越高问题，朱世强表示不能笼统地考虑问题能否解决，“如果人可以非常简单地做到，但机器需要花费非常昂贵，这个机器至少在目前是没有生命力的，要考虑平衡点，成本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凌云表示，目前浙江省里一个月一场专题报告会，“只要你有好的项目，政府来帮你站台，帮你推广。” 日前，浙江省成立机器人产业联盟，“为了集中最优质的资源，然后积极解决产业发展、技术发展中的一些瓶颈问题，推动机器换人产业的发展。现在对于机器换人企业有大量的需求，但是国内设备供应商或者说机器生厂商能难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朱世强说。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刘进长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产学研是近几年来政府一直在倡导的一种方式，但企业和高校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合作还是有一些问题，“当然还是希望多多产学研结合，把高校的一些研究成果运用到企业的产品中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