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的贪婪
斯托曼毫不掩饰对大公司的憎恶。“非自由软件的恶，源于大公司的贪婪。”苹果、微软和Facebook等公司罪大恶极，只有谷歌尚可入得法眼，但也不过是“尚未变坏”罢了。 那么，这些公司是怎么作恶的呢？斯托曼认为，他们将软件改造成“恶意软件(malware)”。“他们的软件会监控或是限制用户，即所谓‘数字手铐’；他们植入后门，甚至把数据上传给审查机构——苹果是始作俑者，而微软亦步其后尘。” 在他看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一个“聪明而贪婪的商人”，而苹果已故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是一个“邪恶天才”。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因Android允许用户安装未授权应用而得以幸免。 这种偏激的人物评价方法已经让斯托曼遭受了不少非议。3年前，当乔布斯去世时，斯托曼在个人网站上称，“我不会为他的死而高兴，却会为他的离开而高兴”。此言一出，舆论一时哗然。 而在上周末接受采访时，斯托曼对此解释道：“我不会庆祝任何人的死亡；但是，我很高兴乔布斯不能够再危害人间了。”他认为，乔布斯是一个“邪恶天才(evil genius)”，他弄懂了如何把电脑打造成数字监狱，并让它们光彩动人，使人们自愿“入狱”。 他的“结案陈词”是：“乔布斯造成了永久的伤害；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竭力消除这种伤害。”他还表示，苹果设备的“越狱(jailbreak)”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甚至应该立法禁止生产封闭设备。 对于谷歌，斯托曼认为只有两款服务尚可一用：搜索引擎和Gmail服务，它们可以在自由软件的环境下运行。但即使是谷歌搜索，他也要在别人的电脑上使用，以防“谷歌知道我浏览和搜索了什么”。 远离网络
斯托曼对于自由软件的极端推崇，甚至上升至了善恶层面。他说：“非自由软件是恶，而自由软件是善在IT领域的部分体现。”他还把那些不使用自由软件的人称作“蠢蛋(sucker)”。 这种观念让他对整个互联网，乃至整个科技圈产生了浓厚的不信任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阴谋论的桎梏。在他看来，与自由、安全、隐私相比，便利性可以忽略不计。 他用一款古老的软件从互联网上下载电子邮件，然后断开网络连接，写好回复，然后再连上网络，批量发送邮件。他会在无法上网的航班上写好邮件，待落地后联网发出。与喜欢“时刻保持在线”的普通网民不同，他在大多数时间里玩的都是“单机版”。 他不使用Facebook，因为这同样会导致个人数据被收集；WhatsApp等基于手机端的社交应用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不足为道。只有Twitter得到了部分认可，但他要求用户在“发推”之前禁用浏览器的Javascript，因为Twitter会利用它推送非自由软件。 他不懂社交传播和病毒营销。他没有博客，没有社交网络个人主页，也没有在YouTube上开通自己的频道。他的个人网站也非常简陋，只有一些文字和超链接，谈不上有任何美学角度的考量，简单粗暴。 斯托曼的顽固让他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就像一块棱角分明却百无一用的化石。然而，原教旨式的繁杂行动纲领让他感到满足，并期冀推而广之，惠及世人。“我已经摆脱了非自由软件。但我一个人逃离还不够，每个人都应该享受自由。”他说。 他想教人们更加理解“自由”的价值：“你必需做出选择：是自由更重要，还是便利更重要？在获取你的数据时，他们会给你一些便利；但在其他场合，他们会让你不知不觉地遭受损失，或是受到限制。” 在他看来，自由软件和非自由软件不是“好”与“更好”的问题，而是水火不容的非黑即白。两者已经共存数十年，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继续共存下去，但斯托曼的态度却是“不妥协”。“如果想要自由，就没有与非自由软件共存的空间。”他说。 寻求政府支持
但斯托曼也承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自由软件的发展状况都不够理想，基本局限在工作站和微机等企业级市场，以及一小群极客中。 他呼吁个人用户抛弃传统桌面操作系统，转向GNU/Linux平台，并换用完全不会收集用户数据的应用程序。在他看来，“如果你允许一家公司收集你的数据，那就是把自己的喉咙暴露在NSA的屠刀之下。” 但是，用户能够很快接受一个陌生的操作系统吗？斯托曼认为这不是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自由软件活动家马克·希尔(Mako Hill)决定将一所学校从Windows迁移至GNU/Linux系统。他重装了学校所有电脑的操作系统，并告诉大家这是一次“操作系统升级”。虽然软件和图形界面有所不同，但人们都很快接受了变化，使用起来并不困难。 斯托曼反复强调，用户不是“不能”接受自由软件，而是“尚未”了解和接受。许多人并不知道自由软件；但在加以解释后，他们是能够理解这一理念的。“他们愚昧，不代表他们愚蠢。”他说。 但在国家层面，他不相信美国政府会在近期公开支持自由软件，因为它不仅从微软、苹果等大型企业获取政治献金，还有知识产权和版权保护机构的游说。 不过，自由软件已经在南美取得成功。支持者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乌拉圭、玻利维亚、秘鲁等国政府；他们将非自由软件视为来自美国的威胁，是从事间谍活动的工具。 中国政府亦已意识到了过度依赖Windows XP等非自由软件的危险。今年4月8日，微软宣布停止XP的安全更新。工信部随后宣称，希望用户关注XP的潜在安全风险，并将加强支持Linux操作系统的研发；国家工程院院士方滨兴表示，升级至Win7或Win8比续用XP更危险，政府应扶植国产操作系统，逐步替换海外产品。斯托曼对此大加赞扬，称“使用Windows XP简直是疯了”。 国内民众对于自由软件的理解也日益深入。1994年，斯托曼第一次来华演讲，彼时无人知道该如何从自由软件赚钱，也无法想象为了公益而合作开发；如今，自由软件已经在中国开花结果，拥有不少忠实拥趸。 但是，斯托曼空有一腔热血，至今尚未得到国内官方的认可。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自由软件在中国的推广之路将非常艰难。 他希望与官员面谈、传递理念，却始终不得接见，只能在各个高校巡回演讲，或是接受企业邀请收费讲课。与库克、马斯克等人首次来到中国就马不停蹄地拜会官员相比，斯托曼十多次来华，却始终在各种圈子的边缘徘徊。 国内自由软件倡导者、哲思网创始人徐继哲是斯托曼的好友，曾多次策划后者来华。他并不认为自由软件将彻底压倒非自由软件。对于自由软件在中国的发展，他要冷静得多。 “它更大的作用是打开人们的思路，比如说手机应用要求获得大量权限是否必要等。”他说。 斯托曼正越来越不像一个IT领袖，反而日渐向愤世嫉俗的犬儒评论家靠拢。他的个人网站上充斥着各种政论，议题包括“支持绿党”、“抵制《哈利波特》”等，以及“不要和苹果做生意”、“不要和亚马逊做生意”之类的内容。 这位不修边幅的61岁美国老人能让人联想起很多东西，比如哈雷摩托，{敏感词}决斗，西部牛仔，哈瓦那雪茄。他已经不再年轻，也没有了年少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自由软件已成为他的精神乐土。在采访最后，这位老兵自信言道：“我不会妥协，也没有寻找退缩的借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