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已经年逾六旬，但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显然没能做到“耳顺”。他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就自由软件与意见相左人士展开激辩。 “自由软件不等于开源软件，你们完全弄错了。”在接受新浪科技专访时，他以此作为开场白。而在稍后的一场演讲中，他对一个慕名而来的粉丝表达了同样的不满，并要求对方用一张带有“Free Software(自由软件)”标示的贴纸，遮住身上T恤的“开源”字样。
“自由软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 1953年出生的斯托曼早已功成名就。他早年在哈佛大学读书，并进入麻省理工大学(MIT)人工智能实验室，成为一名程序员。他和同事们构建了一个软件分享社区，与圈子内外的程序员和科技人士分享代码、交流心得，一起对软件进行迭代开发。 但从1980年代起，商业大潮席卷整个IT行业，IBM、微软和苹果先后崛起。斯托曼的大多数同事们放弃了初心，转而编写“非自由软件”。黑客精神也开始异化，从最初的自由、分享、合作，转向强调攻击、破坏和入侵。 而斯托曼选择孤独前行，启动GNU自由操作系统项目，开发文本编辑器Emacs等核心软件，逐渐成为自由软件运动精神领袖。他也因此被称为“自由软件之父”，并获得众多声誉，包括麦克阿瑟奖、前线基金会先锋奖等，并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在全球诸多大学担任荣誉教席。 然而，显赫的名声并未为斯托曼带来丰厚的收入和崇高的地位。直到现在，他仍需要靠世界各地的飞行演讲赚钱，受关注程度也远不如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特斯拉汽车CEO伊隆·马斯克等新一代硅谷偶像。 与来华时鲜衣怒马、前呼后拥的库克、马斯克等人相比，斯托曼走在北京街头，几乎无人能够认出这位大名鼎鼎的自由软件布道者。他五短身材，大腹便便，走不了多远就气喘吁吁；灰白头发约有一尺长，而络腮胡子的长度与之相仿；挎着两个黑色旅行包，一身不知名牌子的浅色休闲装，和任何一个美国游客没有太多区别。 作为一个与企业没有瓜葛的自由人，斯托曼在接受采访时直抒胸臆，没有商人式的犹疑与油滑。他以尖锐的遣词造句和惯用的大嗓门，抨击大公司，抨击美国政府，抨击教育体系，甚至抨击一切不认同他的观点的人。 在斯托曼看来，“自由软件”才是王道乐土，其余皆为异端邪说。“自由，而非免费”是他最喜欢的表述，也是他对“自由软件”精神的极简概括。 生活态度
对于斯托曼而言，“自由软件”不仅是形而上的科技、道德和哲学命题，而是延展至形而下，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一款软件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算是“自由软件”？斯托曼给出了四个标准：用户能够自由运行软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写软件，并与他人合作，进行软件的再次开发；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的修改版本。 “自由软件”不仅意味着开发者需要将源代码公开，提供给需要的人，还意味着软件不能被后续的迭代开发者或企业用于专有目的，即不能“非自由化”。这与主流的知识产权观念相抵牾，而斯托曼甚至不承认知识产权的存在，认为它是一种欺骗。 斯托曼认为，一款软件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标准，就是“非自由软件”，其特点是软件控制用户，而软件拥有者控制软件。他宣称，这是一种“非正义权力”，属于“数字殖民”。 然而，在大公司主导软件开发的当下，真正“自由”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少之又少，基本局限于GNU/Linux平台及相关应用程序。斯托曼当然不肯选择“非自由软件”，这就导致了他的选择余地很小，陷入了一个有关自由的悖论。 他的办公设备是一台古老的上网本，屏幕仅有10英寸大小，CPU则是非主流的龙芯处理器。由于硬件配置远远落后于时代，这款设备的性能非常低下，就连打开网页的速度也要比主流笔记本慢很多。 但是，当被问及为何不换用ThinkPad或MacBook时，斯托曼的不屑溢于言表：首先，这台电脑的性能已经能够满足他的需求；其次，它能够在BIOS、硬件驱动、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层面上全面使用自由软件，这是其他笔记本都做不到的。 他不使用智能手机。事实上，他甚至不喜欢看到别人在他面前使用搭载封闭系统的iPhone，而Android手机也只是勉强可以接受。当他需要打电话时，要么使用固定电话，要么借用别人的手机，因为“这样‘老大哥’就不知道是谁在打电话，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了”。 斯托曼厌恶手机，根本原因在于他认为手机必然会收集用户数据，并提供给NSA(美国国家安全局)等政府机构。他说：“手机的基带芯片有一个通用后门。当我们谈及Android等系统的自由软件时，一般停留在用户软件层面；但基带芯片搭配的软件绝不是自由软件，NSA能够借此获取数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