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僧”出家前是程序员的贤信法师常常为一些不太懂的技术十分着急。学诚法师则以佛法开示。贤信开悟，决定向“世间法”求助，慢慢来，并把自己当成产品经理。 “扫地只不过是我的表面工作，我真正的职业是一位研究僧。”周星驰在《少林足球》里的经典台词一经问世，就被广大研究生借用来了戏称自己。一字之差，似乎贯通了学术研究和佛门修行间的种种况味。 然而，在人们眼中，龙泉寺真正打通了两个职业。 “据说又有一位中科院计算所的加盟北京龙泉寺，那你知道龙泉寺的科研实力有多强吗？”2013年岁末，一条关于龙泉寺的微博在网上疯转，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龙泉寺高知僧团的兴趣。 根据公开报道和龙泉寺网站资料，好事者查证了龙泉寺的高知班底：禅兴法师，清华大学流体力学博士；贤兆法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贤威法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博士；贤启法师，清华大学核能和热能物理博士；贤庆法师，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等等。 而学诚法师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他与北京多所高校举办的“心文化之旅”等活动，让很多大学生有机会到龙泉寺做义工和修身养性，也打开了一扇了解佛法的窗口。 在中国，“高知出家”现象存在已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曾为全民偶像的“第一神童”宁铂在2003年出家。随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小能、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邓文庆和美国金融博士钟茂森的相继出家都引发了广泛关注。 在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看来，“高知出家”与中国社会急剧变革而导致的心理或者信仰危机有关，他们“转而从宗教方面寻找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寄托”。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陆益龙则认为这也是社会走向开放和多元的标志。“在很多国家，很多人都是非常虔诚的宗教追随者，其个人事业也发展得非常成功，他们甚至还依靠宗教信仰给自己带来的力量，为社会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上一次龙泉寺获得大范围关注，差不多是同样的原因。2010年北京大学数学系高材生柳智宇在龙泉寺出家，他曾获第47届国际数学奥赛金牌，遁入空门前刚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全额奖学金。 随之而来是高知僧团的神秘面纱被揭开，猎奇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对于“清华北大分校”的称号，学诚法师曾向媒体表示，龙泉寺出家的人各种学历都有。 但回过头来，他又表示社会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僧团。也就是从那时起，对于高知僧团的话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采访，龙泉寺统统敬谢不敏。 事实上，建设高素质的僧团，是佛教界的共识。2011年《法音》曾刊载文章称，上海玉佛寺为提高寺院高层人员专业管理水平，委托上海交大对进行了 EMBA培训，6人取得硕士学位。为提高僧众知识层次，玉佛寺选派了40余位法师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大专班学习。玉佛寺中，拥有硕士学历者11人， 博士2人。 这也可能是学诚法师最本初的愿景。2005年他来到龙泉寺时，只有一个5人的僧团，但其中就有3人出身清华，1人出身北航。8年时间，龙泉寺的僧团发展到一百余人，义工上千，居士过万。 如今，龙泉寺划分了工程部、教化部、文化部、慈善部和弘宣部。每个大部门下又有各类专业分支机构，统统有法师领导。如领导信息中心的贤信法师，领导动画组的贤书法师。在龙泉寺修建图书馆、教学楼时，从设计到监理都有法师参与。 龙泉寺的信息化，就是团队建设的成果之一。2009年，出身北京工业大学的贤信法师在龙泉寺出家，在这之前他是一名程序员。他曾对媒体说不喜欢程序员这个职业，“因为变化太快，心脏受不了”。 初一入寺，贤信就发现客堂处理挂单等事务只使用了EXCEL很表层的功能，于是他在2010年独立开发了龙泉寺的“挂单系统”。 随后，贤信法师希望信息化更进一步：把师父的开示、文章和寺内各种文档管理起来，做成一个系统的数据库。这是个庞大的目标，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贤信常常碰到一些不太懂的技术，为此十分着急。而学诚则以佛法开示，说他这是“向外用心”：事情没做，已经预设了很多问题。 这让贤信开悟到，解决问题不存在一个彻底的完美方案，需要慢慢地来。他决定向“世间法”求助，把自己当成产品经理，组建团队，完成项目。 2011年，贤信下山参加程序员大会，引出一段“龙泉寺，有极客”的佳话。
2013 年，龙泉寺法师参加“第八届开源中国开源世界高峰论坛”。龙泉寺却站在了他所认为的宗教与世俗最恰当的分界点上：既不孤芳自赏，又不随波逐流，既摒绝商业化的侵蚀，又主动拥抱新技术成果。 （龙泉寺信息技术组微博/图） “天下武功出少林，牛叉极客入龙泉”贤信穿着黄僧袍参加了2011年一场移动者开发大会，从一群热烈讨论代码的程序员中淡定走过。论坛记者采访发现，人家真不是走错了场。 码农，是部分软件开发工作者对自己的戏称。这个群体醉心于代码，有点Geek（极客，多用于称呼电脑黑客）味儿，人们或许不常见到他们，却时常会在网络空间中，享受他们所做出的贡献。 那么，现在想象一下，当一大群程序员聚集在一起，正在讨论一段代码问题时，旁边走出一位淡黄僧袍的僧侣，会是什么情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