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由/开源软件在中国的发展。
自由/开源软件在中国大陆被官方统一称“开源软件”，这个很明显是避免某些敏感字眼。至于“GNU
Project”，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翻译为“革奴计划” ──
既发音相似，也反映GNU本质一面；中国大陆暂时没有正式的中文官方翻译──因为找寻另一个“很好很友善很亲和”的译名比较困难。
陆首群大师，认为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应该抛弃“门户之见”，集全部精力打造高质量的软件代码，直接产生经济价值，推动社会发展。历史就是这样演绎：爱因斯坦很后悔原子物理的和质能方程的提出，原因是聚变和裂变反应释放巨大的能量，被某些军事家用在战场上，造成生灵涂炭；之前陆首群大师在会见Apache基金会主席时候，提到Apache应该注重市场推广应用达到良性发展，而Apache基金会主席认为，基金会提供一个高质量而且开放的互联网服务软件，初衷这样现在也这样，至于其他人和单位怎样使用，是他们的事情；Linus在其自传一书题目《Just
for Fun》，中文译本题目为《乐者为王》，这似乎有点扭曲的原作者的意思 ──
Linux内核仅仅是为了乐趣而开发，而不是以成为信息工业界之首而生，完全没有“称王称帝”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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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某些商业公司在不违反GPL2下怎样把Linux内核使用是那些商业公司的事情。科学的发展历程，本质是纯洁和朴素，自由软件/开源软件的发展也是一样的。
自由开源软件的凝聚发展，虽然这样可以在项目实践上团结两大阵形，但是在项目具体开展中，两者阵营对于如何选择软件代码释放协议，将直接导致在法律上对开源协议的理解和取向不同，特别是以BSD协议和GPL协议为代表的两种“初衷”的直接不同。幸运的是，暂时没有见到这样的矛盾对博公堂。{敏感词}法告诉我们，矛盾是对立统一的。
为什么中国大陆更偏爱MIT和BSD等类型的开源软件释放协议，原因很简单：再次发布的时候只需要署名，不必要强制公开源代码。这样有点类似当年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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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夷长技以制夷”、“施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以洋制洋”等：用美国的开源软件对抗美国的封闭商业软件，或许我们还乐着以为他们在搞“内部矛盾”；或者，用芬兰的Linux内核，来对抗其他国家输送的封闭软件；又或者，对全世界的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代码库服务器在中国做镜像，我们以为这样直接获取外国人丰硕的软件思维成果；或者在商业封闭软件定价洽谈时，把自由/开源软件作为谈判的强力筹码。无疑这个是“不作为”的委而求全的做法。
由于Apache，FSF，Mozilla等基金会是在美国注册，受美国法律体系和行政法规约束，即使这些基金会的软件代码为全人类做贡献，也不能向列入“黑名单”的国家输送软件源代码，例如朝鲜和古巴。当然，朝鲜和古巴因为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从他们的镜像再造镜像，也用上了GNU/Linux操作系统和Firefox浏览器。美国可以通过法律限制打压自由软件开源软件的海外输出？估计谁提这个议案谁受到整个技术社区社群的评击。这是逆潮流的傻瓜想法。
“我们把人家服务器做了镜像，我们窃取了人家的劳动成果？”可笑地说，我们没有窃取人家的成果，反而是获得人家的“许可”。自由/开源软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静态概念，它是动态发展的连续不断的软件代码不断提高的历史演进。换句话，拷贝人家的软件代码，就好像在日光下捕捉影子，甚至产生“把苹果树运到南方栽种、把橘子树运淮北栽种”的现象。更重点的是，开放项目的核心开发团队和整个社群的全球化趋势，局部地区的只有成为项目参与者的角色，而不能一步登天成为项目主导者的角色。自由/开源软件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但是却伤害了本土封闭软件厂商的收入，进而减少地区的税收。一个公认的事实：封闭软件比自由/开源软件更容易获取暴利。倘然以金钱盈利经济发展为目的，自由/开源软件不适合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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